黄袍山西部有个石港洞，石港洞有一个200来人的村落，叫做方家屋。1893年12月，方桂书就出生在这个穷窝窝。土地革命时期，这位智勇双全的红军游击队政委，就象一颗璀璨的明星，闪耀在穷苦农民的心中。他的事迹，被人民编成歌谣传遍苏区。

正月里，是新春，

方家屋里照福星；

桂书打马家乡过，

石港铺上有光荣。

二月里，是花朝，

匪兵烧杀来“围剿”。

桂书假装投诚去，

红军有了枪和炮。

……

1929年12月，黄袍地区革命运动发起人毛贲虎介绍方桂书入党并参加暴动委员会。在战火的洗礼中，方桂书历任游击队班长、排长、中队长和游击大队政委等职务，是一位把鲜血和生命都献给了革命的红军优秀指挥员。

1934年新年刚过，黄袍山苏区又响起了反击敌人“围剿”的枪声。通城县游击大队在大队长刘永康和政委方桂书的率领下，与数10倍于我的敌人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，面临着弹尽粮绝的险恶情景，县委批准了方桂书打入虎穴搞兵变的大胆设想。

一个月后的一天深夜，方桂书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，亲手烧毁了自家的房子，母亲也被烧死在内。他跑到敌人团部，说红军烧了他家房屋，烧死了他的母亲，痛哭流涕地要求敌团长为他“报仇”。敌团长起初半信半疑，后来又反复试探，方桂书最终骗取了信任，担任了敌团部副官。

1934年初夏的一天早晨，方桂书开始了第二次给县游击大队送武器的行动。第一次是在一个排哨上与秘密交通员联系好后，约定在塘湖黄檀月形屋与我方交火，打了几枪，便令匪兵丢下枪支10多条送给了红军；这一次，他与红军联络员福老板约好，在塘湖铁山坳的一个小山沟里，交枪23支。

方桂书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弄到这一批枪的。一次，他听人私下议论，团座的小舅子王军需官，抽大烟、逛窑子，贪污了上千元的军饷交不了差。掌握到这个信息后，方桂书隔不了两、三天就邀他到塘湖街福老板的酒店里喝上几盅，慢慢地与王军需官交上了朋友。

3月中旬的风还带着阵阵的寒意，福老板的酒店里，方桂书和王军官需已是酒酣耳热，双方说起话来连舌头都不听使唤。

方桂书说：“药姑山杜爷子拉土匪，他正愁没货，你、你敢吗？”

“老子八个字往床脚上一丢，怕啥子？”王军需官翻动着象充了血的眼珠子回答说。

“王老兄是个爽快人。”

“莫转弯子。”王军需官接过方桂书的话茬，连连催促他开个价。10天之内，方桂书零敲细打，才弄到21支长枪和2支短枪。

通城县游击大队任凭敌人疯狂的“围剿”，不但没有被消灭，反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，这使敌人大为恼火。为了摸清红军装备情况的底细，敌团长把一些经不起战争考验的软骨头集中起来，组织了一个“特工组”，由叛徒方良二任组长，专门稽查队伍内部的“奸细”。

方桂书与王军需官接触频繁，引起了特工组长方良二的注意。几天来，他把猎犬般的鼻子嗅进了福老板的酒店。一天深夜，方良二敲开福老板的门，里间、外间瞄了又瞄，临走时丢下一句阴阳怪气的话：“方桂书有的是钱，你福老板搞这小本经营干什么？说完，故意向福老板露出腰间乌黑锃亮的手枪。

听话听音，锣鼓听声，福老板立即将方良二的异常情况向方桂书作了汇报，并嘱咐他尽量少一些到酒店来。方桂书眉锋紧锁地对福老板说：“我们照样来往，你不来往，反倒被叛徒抓住了把柄。”方桂书并没有因为自己有危险而停止活动。

越是情况异常，越是要抓紧时间活动，通过几个月时间的观察、结交，方桂书和10多个班排长结成了“生死交”。在狮子山屋后的一个地窖里召开了“策反”工作会议，并决定趁部队开拔的时候举行兵变。

1934年8月的一天，方桂书假装捉鳝鱼，用鱼篓装着子弹到黄袍山找红军，由于红军转移了，他便将子弹藏在石缝里，不料被叛徒方良二跟踪发现，不幸被捕，牺牲于陶家山，终年41岁。

来源：通城县档案馆